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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面对工业互联网时代 重塑供应链帝国

发布时间:2019-04-20 21:39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面对日益复杂的产业链关系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关系,富士康必须在各种“不确定性”变化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编者按/ 2018年下半年,受苹果销量下降影响,富士康曾一度被曝出现裁员,加班现象频繁减少的消息。然而,伴随华为等国内手机品牌向富士康释放订单,进入2019年,富士康在全国多地进行了大量招工:嘉善富士康、太原富士康、廊坊富士康、烟台富士康、富士康衡阳工业园、富士康成都工业园都发布了大量的招募计划。

  不过,与国内手机品牌的关系靠近的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3月11日,微软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鸿海精密工业支付专利授权使用费。微软主张称,鸿海旗下的富士康科技集团未能及时支付专利使用费,也没有按时汇报专利使用情况。对此,郭台铭在脸书贴文上指出,微软收取专利保护费的主要对象是以华为为主的中国大陆手机品牌商。微软告鸿海,意在敲山震虎,诈取不当专利保护费。

  在制造业全球化日益紧密的今天,富士康一方面与微软周旋,另一方面还得面对“美国优先”政策下技术竞争与国别歧视给供应链带来的影响,并在技术与工厂方面做出更具弹性的安排。继2月份拿到美国40亿美元税收优惠后,3月18日富士康宣布,用来组装液晶显示器(LCD)的威斯康辛州新厂计划在2020年开始投产。

  面对日益复杂的产业链关系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关系,富士康必须在各种“不确定性”变化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十多年前的富士康,正在为一大批国际客户提供代工,从IBM、惠普、戴尔、任天堂、索尼到苹果,2007年富士康开始为苹果生产iPhone,直到目前,70%的iPhone手机由富士康生产。

  事实上,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长期以来,富士康的价值创造的核心就在于其工艺制造水平不断突破客户的期待。一般来说,把各种原材料、半成品加工成为产品的方法和过程,叫工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富士康不断挖掘模具的制造方法,最终不仅达到了技术上的先进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而且创造性地解决了很多客户无法实现的创意,让整个工艺过程实现了最大的增值,这个价值被郭台铭称为工艺价值。

  然而,工艺价值虽然成就了富士康在代工企业中的地位,但如果分析整个制造产业链上的利润分配就会发现,富士康领先全球制造业的工艺价值,不仅获利甚低,而且面对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根本不足以支撑其面向未来的战略,更不足以将富士康打造成互联网时代的巨头。

  以富士康代工的苹果手机为例,公开数据显示:其生产一部手机所获利润仅为6.54美元,而苹果公司及零部件等材料供应方,分别至少有360美元和180美元的利润获得。根据“微笑曲线”价值链理论,富士康处在价值链的最低端。

  富士康需要转型升级,而郭台铭选择的方向就是依托富士康的“工艺价值”打造面向未来制造业的供应链体系。应该说,这是一场长达十年甚至更久布的布局。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民营企业研究中心黄少卿研究员通过对苏南民营企业的研究发现:附加价值在供应链的分布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民营企业应该集中资源做本企业最擅长的供应链环节,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

  对富士康来说,它掌握的恰恰是正在发生变化的供应链体系中最难以被替代的那一部分。

  手机行业专家Mark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富士康最强大的一项能力就是做模具,苹果手机里的很多零组件其他企业做不了,富士康可以做。很多手机品牌厂商可以设计外观、提出创意,但要将这些创意变成产品,而且在短期内大批量生产,需要非常多的制造专利技术,许多制造细节和设备,这恰恰是富士康的优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富士康开始在供应链体系中的专业技术领域发力,并悄悄建立起了面向互联网制造时代的专利池。

  来自一品知识产权的数据显示,富士康的专利布局横跨欧、美、亚三大洲,全球共取得超过15300件专利。迄今为止,富士康是中国专利最多的公司,在全美的全球排名是第八名。不仅如此,富士康的专利存量要远远超过大量手机制造商,直达科技巨头级别。而且,在这些专利中,涉及最多的就是“连接”技术,这恰恰是工业互联网时代的不可逾越的“门槛”,更直接呼应了富士康的英文名FOXCONN,后者正是狐狸和连接器的拼接词。

  一品知识产权指出,“富士康专利涉及最多的领域就是H03R13(以各连接元件上连接位置的类型或以连接位置与导电部件之间的连接)、G06F1(计算机通用输入机构)和H01R12(具有绝缘相关的电链接元件),这三者直接对应了富士康在全球最具有统治力的产品连接器。”

  值得注意的是,郭台铭曾多次说,他的帝国要维持下去,只有三个武器,一是供应链,一是专利,还有一个是他的梦想:工业银行。更进一步来看,唯有以专利为基础的供应链才能打造出一个稳定而平衡的供应链关系。

  曾经服务过富士康的李然(化名)告诉记者,“在富士康与国际客户的代工关系中,技术仍然是供应链关系的基础。以苹果为例,苹果只会提供供应商的备选名录,在具体生产准备中,富士康需要根据整个生产计划与供应商沟通、备件、排期,其中不乏一些创新的技术实现,如果富士康本身缺少技术上的研发和把控能力,将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客户创意的真正实现。”

  这正是在供应链上进行技术研发的重要性。而富士康这种对于研发的重视,从很多事件上都有体现。比如富士康曾捐资清华三亿元人民币建立“清华-富士康纳米科技研究中心”,在最近的2019年3月18日,富士康用来组装液晶显示器(LCD)的威斯康辛州新厂计划在2020年开始投产,而在去年的6月28日,富士康集团设立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拉辛(Racine) 的TFT面板暨面板级封装技术研发制造中心奠基时,研发的重要性也被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同样,富士康正酝酿在高雄建立全球最大人工智能研发中心,而在此之前,富士康在高雄已经建立起了“鸿海全球大数据中心及超级电脑”。很显然,富士康正在考虑全球政治关系和地缘关系下的供应链的架构问题,而在这个供应链的架构中,专利技术仍然是重中之重,而这也将是供应链价值的核心。

  当然,除了通过研发进行技术布局之外,过去几年间,富士康同样借助收购手段进行了大量的技术积累,比如其增资日本夏普公司的股份,购买夏普最高端的位于日本十代线面板厂一半股权,加上鸿海旗下奇美电子的面板业务,以此打造了其在全球面板领域的话语权和控制力。

  在供应链管理领域,企业的预测性和前瞻力至关重要。人们常说,“苹果能长期享有业界超高70%的利润,隐藏在幕后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和体系功不可没”,而事实上,供应链管理的核心就是面向未来的预测性以及依托预测所进行周密的计划。

  跟跑苹果手机长达12年之久的富士康,在面向未来的预测和计划性方面正显示出其强大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6月,富士康旗下“工业富联”在A股上市,主打的就是工业互联网,这恰恰是郭台铭看好的方向。在招股书中,“工业富联”这样介绍:“外界都认为鸿海是代工厂,把公司跟苹果联系在一起,但鸿海将从硬件转型成软件公司。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通信网络设备、云服务设备、精密工具及工业机器人专业设计制造服务商。”

  郭台铭概括出了富士康在整个工业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布局和供应链布局。目前,在富士康集团内部,组装苹果手机的业务放在母公司鸿海精密手中,做组装非苹果手机业务的“大儿子”富智康在香港上市,做网络/电信设备及手机部件的“小儿子”工业富联开始建立面向未来的布局。

  在郭台铭看来,未来的富士康将是跟阿里、腾讯比肩而立的互联网公司。阿里解决人与物的互联关系、腾讯专注人与人的互联关系,那么富士康的工业互联网就是物与物的关系、机器与机器的关系,富士康是“3I”(Internet、Intelligence、Information)的人工智能,未来将是一个巨大的平台。

  对于这一平台所具备的特征,郭台铭曾经预言,“一是网络效应,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的人机物的数量远远大于消费互联网平台连接的人的数量;二是马太效应的特征,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的工业APP和用户达到一定规模后,平台可能形成爆发式的增长;三是替代效应,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够极大地降低企业信息化部署的时间、成本和难度,同时重构工业知识的沉淀和传播。”

  而对于富士康来说,如何打造一个生态系统,整合上游供应链,打通供应链到客户端,创造新的消费需求,降低系统成本,打通每个人的个性化需求与工业化大生产之间的壁垒,正是其接下来面对的挑战。

  举例来说,目前国内手机厂商的产品品类和型号日益增加(比如华为、小米等),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满足不同人群的个性化需求,然而这些个性化需求,每批产品的制造规模都不会太大,相应地也会增加整个供应链的系统难度,加上每一家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地位不同,这直接导致了上游芯片以及核心部件进行采购的周期和成本。这些企业相对于苹果来说,不仅在产业链中的地位相形逊色,在排期、库存、市场预测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如何在与这些厂商进行合作中平衡成本与效益问题,合理安排用工也将是富士康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当然,如果富士康能够借助生态系统的能力改善上述问题,势必也会进一步强化其在产业链中的地位。

  据 Accenture测算,2020年全球工业互联网领域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由于这个市场足够庞大,足以造就万亿市值的超级巨头。这足以刺激富士康从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全局上重构其整个供应链体系。

  公开信息显示:2015年,富士康开始研发出自己的工业互联网平台BEACON,2016年1月,公司正式将BEACON平台应用到了自身的生产流程当中,并陆续在各制造基地引进,不断验证其稳定性与可交付性。根据工业互联网BEACON平台的效果测算披露的数据,公司生产效率提升30%,良率提升15%,生产周期缩短18%,库存周转天数缩短26%,能耗降低20%。

  2018年2月,BEACON平台得到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所颁发的全国首批平台可信服务认证。伴随工业富联的上市,无论是从概念还是实战领域,富士康都早已冲到了“中国制造2025”最前线。

  资深企业观察家胡刚告诉记者,“工业互联网时代的供应链管理,需要面对三个核心级的变革,首当其冲的就是微利,在定制化的趋势之下,供应链的配置和调度将面临更高更苛刻的要求,其次,用户的话语权和知情权需求,再次是需求快速迭代,产品生命周期缩短。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向供应链要效率,要效益。”

  对于富士康来说,如何把握面向终端用户的数据,一方面,反映在供应链上提早布局,另一方面打通供应链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将是其接下来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2018年6月,富士康集团旗下的“工业富联”在A股上市,2019年2月,富士康获得了美国4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一方面,在美国不断加大科技竞争壁垒的背景下,富士康与特朗普密切友好互动,同时,富士康获得了华为更多的订单。如果把所有这些事件关联起来,你就会发现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长袖善舞的富士康,而这个长袖善舞的背后,恰恰体现了一家跨国公司的全球包容度。

  那么体现在供应链体系,富士康又是如何在国别歧视的国际环境中打造全球性供应链呢?

  一位熟悉富士康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富士康擅长做的事情就是集合、整合、融合三个方面的事情,区别于其他公司,富士康处理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对象(客体),而是关系,比如处理供应商关系、客户关系、政府关系以及员工关系等,他们把这种关系的处理用到了方方面面,包括技术、产品、供应链、价值链等。正因如此,富士康才能在巨头林立的先进制造领域建立自己独一无二的行业地位。”

  举例来说,谷歌是苹果公司在移动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富士康的客户中,既有苹果,也有谷歌。近日微软起诉富士康的专利诉讼中,郭台铭就直指,“微软应该起诉的是品牌方谷歌,而不是作为代工的富士康。”

  此外,在谷歌切入硬件领域的历史上,富士康功不可没。一条很少被人关注的信息显示:在2013年年末,互联网巨头Google就曾向富士康购买头戴显示器相关专利,这些专利构筑了现在Google DayDream VR的头戴显示器的基础,2014年4月谷歌从富士康手中购买了大量通信技术专利,但并未透露具体的交易金额。“对于郭台铭来说,他很好地把握了东方与西方的本质问题,即西方哲学的本质是个体,东方哲学的本质是关系。”上述人士告诉记者。

  正是有了这种驾轻就熟的关系处理能力,2018年郭台铭就预期,美中贸易战可能会持续5至10年,全球供应链将因此被迫重新架构。这将是一场经济与技术的战争,也将让过去的“全球化”变成“两极化”。相应地,工业制造业供应链将因此会被迫在不同区域重新建立。按照郭台铭的分析,未来供应链会按美国和中国市场重新划分,供应链会被要求必须更强和各具弹性,大(规模)不再是唯一胜算。

  显然,这样的设计并非空穴来风,按照美国标准技术研究院发布的NIST SP800-161《联邦信息系统供应链风险管理实践标准》,ICT系统的运行依赖于分布在全球相互联系的供应链生态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ICT采购全球化的态势下,ICT供应链安全与国家安全间的关系愈发密切。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供应链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国文表示,“在全球化时代,企业需要一个稳健、安全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不仅为了保障按时交付产品和服务,还需确保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风险最小化,提高供应链的柔性、韧性和抗打击性。”

  针对中美贸易摩擦,有分析师就指出,其对中国供应链的冲击会比较大,即使未来这一事件的影响淡化,也并不意味着手机供应链能够回暖,甚至会带来长远的冲击。

  供应链价值对企业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这也是富士康的供应链价值日益突显的一个重要背景。可以预期,打造建立在全球关系平衡之上的供应链体系将是富士康下一步的重要策略。

  对制造业的供应链体系来说,技术变革、用户需求的变化及话语权的增强,国家竞争背后的科技博弈都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但也酝酿着新的机会。从技术趋势来看,工业互联网打造的是一个生态系统,从供应链到客户端,创造新的消费需求,降低系统成本,打通每个人的个性化需求与工业化大生产之间的壁垒。这意味着,“工业定制”将进一步提升对制造业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和管理能力的要求。

  正是围绕这样一个目标,富士康开启了一个对全球供应链体系进行重新架构的时代。这里有因应政策变化的需求,比如在美国将会建立科技设备和关键零配件的壁垒,工业制造业供应链将因此会被迫在不同区域重新建立,并要求具备更强的弹性,而规模的要求会退而居其次。

  另一方面,伴随微利时代的到来,用户话语权的强大,小批量,定制化;短周期,快反应的制造业模式也正在挑战富士康既有的供应链体系。

  举例来说,历史上富士康的客户大都是国际级企业,从IBM、惠普、戴尔、任天堂、索尼到苹果,都是大规模的批量生产,仅苹果手机的订单就高达1.45亿部,而如今,华为、小米等公司渐渐加入进来,后者的特点是产品品类多,但每一品类的制造量级相对来说都不大,有预测称华为订单今年大幅增加后手机订单也只是在5000万~8000万部之间。

  此外,国内厂商供应链的计划性、库存的管理能力普遍与国际化公司有差距,公开数据显示:苹果的供应链库存只有三个月,而国内厂商的供应链库存要一年,这在给供应商带来压力的同时,对制造厂商也是极大的挑战。

  上述问题的背后,对富士康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如果有机会抢先一步建立起适应政治环境、技术环境变革的更具弹性的供应链体系,那么,富士康就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制造业巨头。

  如果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富士康正在发展区块链金融,区块链中的密码学、共识机制等,将为供应链金融提供技术支撑,以进一步打通其在供应链所有环节上的驾驭能力。

  这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布局,而微软对富士康的诉讼显然也不单纯是在谷歌背后寻找替罪羊的概念,相反,这也将是一个对巨头崛起的反向印证。所有这一切,都考验着富士康在政治关系、供应商关系、品牌厂商关系以及技术产业关系上进行运筹帷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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